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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世界的文化使者

时间：2012-02-21 来源：PC181 作者：赵立江

走遍世界的文化使者 ——《藝術》雜志副總編与王岳川、胡濤、童玲在北大書法所對話時間： 2011年6月1日地點：北京大學書法所陳建明（《藝術》雜志副總編）：尊敬的王岳川教授，很高興能与您的兩位老鄉一起到北大書法研究拜訪。你們三人行在東方、西方，思想与言行已經穿越了歷史時空和异域文化疆界。童玲，以她神妙的乒乓球拍，讓世界記住了，世界上最年輕的冠軍是中國四川的姑娘童玲；胡濤，以她的畫筆告訴澳洲，中國的繪畫藝術是多么的傳神与精深。王教授，您是怎樣以文化行動讓世界認識中國？您高擎中國書法的旗幟，行走在中國文化与世界文化的東西方陣線中有著怎樣的悲喜情怀，最讓您歡喜、讓您憂的人類世界問題是什么呢？王岳川 : 首先感謝各位蒞臨北大書法研究所。我一直做的是平和的文化外交，并矢志不渝。對文化輸出，我是帶著一种文化獨行者的悲情在做。我感到國人的文化自卑主義和文化失敗主義情緒未能真正放下來。我走遍了歐美亞非拉 40多個國家，沒有一個國家說要打倒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沒有一個國家有良知的學者說要打倒古希腊、古羅馬。唯獨中國有激進主義傳統的學者眾口一詞地說要打倒“孔家店”——將中國軸心時代的思想虛無化。我們這一代學者要從彌補我們前輩的文化失誤，以及過分的激進主義所導致的文化自卑与潰敗。對此，我提出要走出國門，將中國和諧文化輸出到國外。走出國門很難，更為嚴重的是，中國文化對“漢字文化圈”的輻射力已經基本消失，中國對韓國、日本的影響微乎其微；對越南、印度、菲律賓等國的影響基本上不存在，相反這几個國家都變成了“英美文化圈”的追逐者和中國成為若即若离的仇人，形成大國文化親和力喪失后的對峙狀態。中國對地震后的日本抱有同情心，但是日本的調查卻顯示：仇視中國的達到 78﹪，這比二戰以前還要厲害。而且日本處處触及中國的底線，如果沒有文化交流的可能性，這個仇視的數据還會上漲。韓國對中國的誤讀也是如此，但是越南更加厲害侵占中國西沙和南沙群島。就連新加坡的李光耀也公開表示：只有美國可以抗衡中國。中國的周邊國家有很多華裔，甚至新加坡75﹪都是華裔，他們對中國文化并不親和，相反是冷漠或隔膜的。于是，我上世紀末在國外任教几年心里孕育的“發現東方”新理念，在 2000年回國后面向社會表達。因為，在西方人看來，在西方与非西方對峙境況下，東方當然是不可忽略的一方。不管是近東、中東還是遠東都是西方所關注的。近東的文化、中東的石油，還是遠東的地緣政治都是西方所關注的。“發現東方”，需要重新發現的重要的家就是中國，在“韜光養晦”前題下，目的還是要“有所作為”。在2001年，我又提出了“文化輸出”理念。就像西方人發現了茅台酒,但是你更要主動地將茅台酒這品牌讓天下人皆知。茅台酒并非最初就得到世界認同是頂尖級蒸餾酒，被西方接受是我們在巴拿馬博覽會主動展示輸出的結果。中華文化如果象同頂級茅台酒一樣主動地向海外輸出，中國文化在世界就會有比茅台酒更醉人心脾的醇香。唐代鑒真和尚努力向日本輸出中國文化，他成功了。唐朝文化影響了日本，明朝影響了韓國，但是今天局勢非常复雜，西方霸權勢力和國人的崇洋媚外雙重地阻扰中國文化的海外輸出工作，所以中國有大胸怀的文人、有前瞻智慧的學者，任重而道遠。我還做了一個經濟學的考察 ,從南宋開始，中國是GDP最高的國家，一直到清朝中葉中國的經濟占了世界的33﹪，比今天美國占世界的比重還要大。但是富國不等于大國，大國不等于強國，強國不等于霸權之國。南宋的GDP雖然很高，但是卻被元朝滅亡了；明朝的GDP也很高，但是清朝入關又滅了；到了康乾盛世以后的中國的GDP又一度很高，但是八國聯軍又把中國滅了。一個富國在叢林法則的狼群戰術中是更危險的，一個真正擊不敗的民族，一個打不垮的人，必定是精神的強悍，而不是只有財富盈門。中國今天的文化軟實力如果上升到國家的國策并落實到微觀的戰略實施中，中國的文化气象將在复興之后而獲更新。 “發現東方、文化輸出”，應該說從文化的意義，已上升到与時俱進的時代意義。“攻心為上，攻城為下”，今天的國泰民安，僅僅靠軍事、靠技術、靠經濟是不夠的。有史為鏡，秦始皇奉行法家吞并六國，秦朝卻僅歷時兩代 15年就滅亡了。當時的楚國比秦國起碼要大五倍，但是卻被秦國滅亡了。漢朝獨尊儒術，卻延續了四百年。我們不能忘了“武能平天下，文亦安邦” 的祖訓。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對童玲表示佩服，她當時一個人代表了八億中國人力戰群雄，捧回了兩個世界乒乓球冠軍的金杯，為中華民族爭了光。我和胡濤教授是從文化藝術的海外傳播上為中華民族弘揚正气的。胡教授長期在海外定居，浸潤在差异性文化之中堅持中國立場和中國指紋，而我是每年通過國家漢辦的孔子學院和一些海外大學的巡回講演，去交流傳播中國文化。我認為面對西方文化的全球化浪潮，我們僅僅是滄海一粟，我們的力量太微薄。所以，我希望更多的媒体能喚醒更多有良知的國人，喚醒更多的有文化的高端人才，將中國文化正本清源、守正創新地輸出，堅持在海外樹立起具有正大气象的中國文化。陳建明：胡濤女士您好！今年四月，我第一次去四川，在那山山水水的品讀中，感知“地靈人杰”的深義，明了那里為何能走出讓世界怀想的“三蘇”，我仿佛也遙望到你們三位川人在歷史行走途中的身影。您作為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第一位開畫展的女畫家，作為在國外近三十年的生活与藝術經歷，集教師、畫家、詩人、書法家于一身的澳洲中國文聯主席，您是怎樣讓澳洲認知您、需要您、欣賞您的，您認為中國文化藝術的力量能打開西方的窗戶么？胡濤（澳大利亞中國文聯主席、著名畫家）：我是1984年移居澳大利亞悉尼的，在澳洲生活了近三十年。在我遠赴澳大利亞定居前的告別宴會上，中央美院教授常任俠、劉凌倉、老舍夫人著名畫家胡絜青、著名畫家潘絜滋等國內知名學者、專家為我題詞勉勵。其中常任俠先生的題詞我記憶猶新：“胡濤女士，為藝術新秀，秀外慧中，妙擅丹青，蜚聲藝林，馳譽遐邇，今赴澳洲悉尼定居，定能載譽海外，為國爭光，今后望溝通兩國的文化藝術事業更加發展做出貢獻”。我帶著祖國的囑咐，走進了澳洲。我心里裝著這囑咐，在澳洲度過了近三十春秋。澳洲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國家，但我始終秉承中國傳統繪畫文化的主線，結合西方繪畫的特點，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語言，呈現出自己的獨特審美情趣，和中華傳統文化气韻，這也得益于我先天在中國傳統文化土壤的成長和后天到澳洲以后所接受的系統的西畫繪畫技巧及藝術觀念的熏陶，以我自身對中西文學、哲學、歷史、音樂等方面的學習，以及對歷史人物內心世界情感的描繪和宣泄，使其在藝術語言圖式中有著鮮明的個人風格和文化空間。我深知，中國畫是無國界的繪畫語言，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繪畫藝術作品具有強大的影響力和感染力。民族的也應是世界的，作為一個藝術家，應盡全力傳承并發揚光大本民族的藝術，同時也要吸收西方优秀的藝術元素，揚長避短，去偽存真，才能使中國的优秀文化走向世界。陳建明：童玲您好！您曾經以一個圓圓的小球這一特殊的文化符號征服了世界。請您回憶您得冠軍后的三十年來，中國的体育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否与中國經濟的地位和文化的滲透力習習相關呢？冠軍的光環對的您日常生活中有著怎樣改變呢？童玲（第 36屆世界乒乓球冠軍、歐美同學會乒乓球協會主席）：數字對于我，是很親切的。當1971年我第一次拿起球拍打乒乓球到1981年我站在領獎台捧回世界冠軍金牌，歷時整整十年。在第3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上，我以女團、女單冠軍以及女雙、混雙亞軍的成績讓中國人在世界的眼光里煥發了光彩。我很感謝命運對我的厚愛。應該說，我沒有走太多的彎路，一路還比較順利。當然，訓練与比賽是非常艱苦的，因為隊里大家的水平都差不多，競爭很厲害。而与國外的選手打，他們的水平也是很高的。像朝鮮的朴英順就非常強勢的。因為我們國家曾經專門派了專家到朝鮮指導他們，還有南朝鮮的几個選手，也很難對付的。所以，每一次訓練，都像走鋼絲一樣緊張，每一場比賽，都有戰場上的拼搏較量。我記憶猶新的是1981年5月，國家体委、共青團中央、中華体育總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中國乒乓球代表團胜利歸來的大會，尊敬的鄧穎超大姐親切地拉著我的手，臉貼著我的耳邊說：“運動員要注意身体啊，尤其是女孩子”，這母親般溫暖的語言，讓我的心綿綿地甜蜜，我非常舒暢的笑著，這一瞬間珍貴的照片，獲得了全國优秀攝影作品獎。國家和人民給我的榮譽，世界對我的微笑，讓我感覺到，乒乓球是一個承載政治、文化的載体，各國人民在乒乓球的觀賞和訓練比賽中，無不滲透了他們各自的文化情怀。很多重要的外交活動，也因為乒乓球的友情客串，友好地協調了一些關系，取得了較為滿意的效果。1982年，我作為新科世錦賽女單冠軍在《乒乓世界》封面与大家見面，世界在對我微笑的同時，我也發自肺腑地對世界說感謝！也因為，中國的經濟的騰飛，中國的政治、文化地位在外國的位置不斷提高，在德國、澳大利亞的十几年時間，我也能從西方人對我個人的溫度上体察出他們中國的理解，和尊嚴上的逐漸地升溫。無論在國內和國外，冠軍的溫度當然也會隨時間慢慢降溫的。所以，我也一直在尋找自己新的价值方向，也一直在努力提高自己文化的含金量。1986年我從“八一”隊退役以后，在北京語言學院（現在的北京語言大學）學習，之后，1988年赴西德打職業聯賽，1992年到澳大利亞的乒乓球俱樂部執教。在國外打聯賽，還是感覺輕松一些，他們的訓練和比賽也沒有國內那樣苦，且待遇也不低，生活也比較輕松和舒服。但是，這种安适的日子，我總覺得是在做客一樣，時間一長，就想回家。我還是很想回到自己的祖國。1998年，我婉言謝絕了澳大利亞國家隊的盛情邀請，回到四川家鄉，在當地有關部門和友人的支持下，在四川大學里面開辦了第一家“童玲乒乓球俱樂部”。我當初開俱樂部的初衷很簡單，是平民意識的全民健身的普及運動方式。在國外，我看到大家申請加入俱樂部的意識很強，對健康、健身的意識很普及，我也更愿意看到我們自己的同胞們從乒乓球運動中得到很健康很快樂的生活樂趣。在成都乒乓球俱樂部得到社會大眾的認可以后，2007年我在北京海淀區開辦了第二家“童玲乒乓球俱樂部”，仍然是立足于培養青少年選手和向成年人普及乒乓球健身運動，其中也有辛苦也有甜，乒乓球也一直与我有著血緣般的親情，与我一起辛苦，一起品嘗辛苦后的歡樂。在今后的歲月里，我將以大部分精力致力于乒乓球事業，同時，也將了卻我自小潛伏在心里對文學對藝術的鍾愛而未施的遺憾，在學習書法和繪畫上充充“電”。如果王岳川教授和胡濤主席能夠給我書法上繪畫上的一些指引，那是我多么大的榮幸呵！陳建明：王教授，時代已經走進了數字軌道，數字也模擬了一种文化的情怀。多元的文化符號集聚在您身上，而您以中國文化思想穿越多元的時空与疆域，以“文化書法”贏得西方人重新審美中國的數字，您覺得“王岳川”這三個字，給世界帶來了什么樣的触動？您是怎么看待昨天、今天和明天的中國文化書法与世界對話的呢? 王岳川：我的名字有山有水，暗含家鄉長江大川的气概，還有五岳山川的雄奇。但我更希望具有孔子“仁山智水”的寓意。人的名字雖然只是一种符號，但是這個符號還是很重要的，名字可以給人一种精神暗示。很多人的名字都是取自他的出生地，這片生養死葬的土地，以眷念家鄉的一山一水，讓自己不管登多高行多遠，他的根都在那片國土上。我特別喜歡一句話是“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從中讓我不要忘記“卑”和“邇”，從矮的地方、近的地方做起。我之所以能從昔日的下鄉知青到今天的北大教授，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一份關怀，這份關怀就是家國情怀。四川有句諺語“不出川是條虫，出川變成龍”。童玲從八歲出川，十八歲就變成龍了，只花了十年，而我要變成龍的時間太漫長了，當然這并不是說在四川的人就不是龍了，而是眼界和經歷的重要。龍在中國是吉祥美好的象征，在西方卻是可怕的象征，甚至被誤讀為是蜥蜴。其實在中國文化中有三樣東西是自然界中所沒有的，那就是鳳凰、麒麟、龍。這是中華民族所奇特的构想，它叫做無中生有，叫做神与物游，絕不拘泥于具体的事物，而超越于事物之外，是若干吉祥物的智慧重組。當西方人貿然地或無知地將中國龍等同于蜥蜴甚至等同于恐龍的時候，這是對中國文化的极大誤讀或有意誤解。設想一下我們看到蜥蜴的時候那种可怕惡心的感覺吧。但是神龍見首不見尾，龍是騰飛的象征，你只能見到局部永遠把握不了全部，如同我們不能完整把握這個世界的本質一樣。我們是從家走向了國，從國又走向了歐美，從歐美走向了整個世界。為什么我們說小孩子要有世界觀，自小要將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天下”養育在心中。要達到“宇宙境界”是很難的，非大气象大胸襟而不能。我們既要像龍一樣高飛，又要非常具体地做基礎工作。我們几位在技術上都達到了高水准，比如說童玲是乒乓球冠軍，乒乓球的核心技術是西方所認同的，比如胡教授對中國畫的精微把握，是學西方油畫的人所不能理解的，而我寫書法的池水盡墨池水盡黑也有很多核心技術。但如果僅僅止于技術，那我們還只是一個技術中人，就很難成為一個藝術家，一位思想家，而終無真境界可言。要超越這個時代，他必須要有“道”。這個“道”，可以以蘇軾“以至誠為道，以至仁為德”的古訓為鏡。我多年在學術和藝術上的努力，并進入書法領域，有人認為是從西學轉到國學，后來又轉到書法，其實，我并不存在轉向，而只存在不斷超越的低境、中境、高境。孔子說“君子不器”，君子沒有固定的模式可以框住，而是像“黃帝四面”，這不是說黃帝有四張臉，而是說黃帝眼觀心怀東西南北四面的天下黎民。西學是中國做學問的一個前提，因為在全球化時代的西方話語是強大的，如果不懂就難以交流与溝通。但是如果只是懂得世界，卻不要本土的文化精神，那是另一种喪失文化根基的不自信，我們有我們的文化根基。書法把技術練好了僅僅達到技術的初級階段；第二階段是情感、人格和精神，不然一個藝術家畫出來的東西是淺薄而面目可憎的，就只是歷朝歷代各家各派筆法的疊加。沒有融匯成自己情感的噴發，就不會出現王羲之的《蘭亭序》、顏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蘇東坡的《寒食帖》。第三個階段，一位書法家要成為時代的領軍人物，就是要懂得時代的气象与未來發展的趨勢。王羲之能從章草、漢隸和墓志中解放出來，寫出飄逸神駿的二王書体；顏真卿能從魏晉清瘦書風走出來，寫出大唐气象的寬博雄偉；蘇東坡在被貶的重壓之下，在《寒食帖》中寫出一片清明通透的文人气概。我認為這都是在于超越了自我命運而把握了時代的精神。而今天的時代精神，我想以“守正創新，正大气象”來簡括。今天，如果我們去寫一些東倒西歪的反文化、反精英、反權威的書法，就是和這個時代的精神相違背的。高水平文化，超越性的精神必須堅持，否則中國成為第一經濟大國也不會成為世界強國。今天各國家之間比的是文化軟實力，今天的書法家如果不懂得“軟實力”的涵義，不懂得這個時代精神的正大气象，滿足于做井底之蛙肯定是自廢其功而難成“家”的。另外，我想談一下人生觀。多才多藝是古人成為君子、成為文人的前提條件，片面發展成為當代人异化的身份標識。現代都是片面的，片面到什么程度，我舉一個例子，安徽有一個科技大學，校長告訴我，十几年前轟動中國的少年大學生，那些十四歲的天才大學生，今天沒有一個真正成才。一味片面發展的危險在于，當一個人只知道追求高度，只挖了一米的地基往上修，修到八十米就是一根電線杆，但是金字塔有多高？146米，沒有任何一根電線杆可以達到金字塔的高度，因為金字塔的地基很寬。而埃菲爾鐵塔也很高，它的底座也非常非常寬。那些天才的少年大學生在數學物理或化學方面确實很厲害，但是在人生在愛情在社會交往等基本的人生觀和日常經驗方面卻很差，一處戀愛就崩潰，一遇矛盾偏執，最后身心全都出了問題。這位校長痛心地說，要走全面發展的道路！中國古人所走的“君子不器”的道路是對的。歷史上一些片面發展的所謂天才往往是偏執狂：偏執的天才梵高最后自殺了，偏執的天才尼采最后瘋狂了，偏執的天才魯迅只要西醫而不要中醫，可惜最后他卻被日本西醫害死了。從這個意義上說，今天很多的人在全面發展還是片面發展這個問題上沒有解決好，而藝術則是人全面發展的最為重要的地基。用尼采的話說就是，人有三种選擇：一是別生下來，因為生下來太痛苦了；二是早死，生下來在還不知道痛苦的時候就溺死算了；三是實在是想活下來，那就好好地愛好藝術吧，藝術會讓你痛苦的人生變得美妙一些。這就是我為什么在學術之余寫了書法要去拉胡琴，彈了鋼琴還去彈古琴的文化原因！陳建明：王教授您著作等身，您的課堂教學，您的海內海外的演講、展覽，休息和睡覺的詞組，仿佛离你很遠似的一樣？王岳川：我很認同宋代大理學家程顥的一首詩，“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万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云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儿到此是豪雄。”這首詩的前兩句很重要，從容是一個人高貴的表現，他的標志的“睡覺東窗日已紅”，你想這樣的大理學家跟你說要睡到自然醒，你是很悠閒的。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能坦蕩睡去，說明人和天地万物是和諧的，人的內心是宁靜的，魂是守舍的。古人講究的是天人合一，禪宗所求的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瞬間都是快樂的，都是有悟性的生活，而不是喪魂落魄的“失神”狀態。現代奢侈所求的本該是心靈与環境是“環保的”，而不僅僅是奢侈品。你所說的著作等身不敢說，但是，我确實是努力、認真、踏實地做好每一天的自己，我也力求自己的“言”与“行”是自然的、和諧的。我從一個小知青到北大教授，本來就已經超出了我的預想，所以，感恩成為生活中的溫馨要義。我一直在學術中感受快樂，在藝術中体驗暢快，在“仁山智水”問感宇宙的恢弘。我寫每一篇文章時都不會像有些博士生寫論文那樣痛苦，為了得到學位而不得不寫。我從來不會為了任何名利而寫，我寫文章都是有感触有靈感才動筆，想寫的時候才寫才能筆下生風。如果連學術寫作和藝術創作都感受不到快樂，那你走遍天涯海角也不會知道什么是快樂。堅持不懈地做你喜歡做的事情，并坦蕩地“睡覺東窗日已紅”，對我這就是人生至樂！陳建明：胡濤主席您好！也許了解您的中國人比了解您的澳洲人更少一些，您的國畫、油畫、粉彩、書法，是受您父親的影響多些呢，還是到澳洲后受西方藝術思想的影響多一些呢？您對自己的藝術風格怎樣定位? 您認為您比較滿意的有哪些藝術作品呢？胡濤：我父親的言教身傳和家傳的文化熏陶是對我的藝術成長有一定的影響，培養了我在繪畫方面的許多特質。這些特質表現在：師法自然，在師造化，尊重傳統，師法前賢，法無定法，突破創新，深入理解中外歷代大師的章法、筆法、墨法之精妙；尊重中國的傳統文化，攻讀詩書畫論，全面提高自身的藝術修養，西方先進文化藝術的影響，對我的繪畫事業起到了強大的推動作用，使我的藝術風格自成一体，其藝術風格是帶有東方烙印的中國印象派。多年來，我始終堅持中國的傳統繪畫技巧，吸取西方的繪畫特點，創造出一大批有影響的作品。1985年澳大利亞紐修威省費菲市首次為我舉辦畫展，澳洲《鏡報》評論我的作品是東西方藝術相碰擊后的澳洲新藝術。《立士高農溪河今昔》10米長卷，是我在澳洲創作的一幅代表作，它將農溪河水系及溪流兩岸的自然風光、人文歷史都納入畫中。從搜集資料、寫生創作，歷時半年之久。這幅作品多次在澳洲展覽，當地許多著名學者、專家稱此作品不僅是一項巨大的繪畫工程，而且是一幅傳世的作品。澳洲西部國家藝術館指導漢娜說：“當我第一次看到這幅作品時，我認為，她深深抓住了這塊古老土地的靈魂。”。另一幅代表作是我創作的反映19世紀早期。華人在澳洲淘金种菜生活情景的《淘金种菜四季圖》，作品將一年四季的景色呈現在一幅畫中，既要相互調和，又要統一在一种真實的歷史寫照的畫面中。該作品參加了澳大利亞橘市政府和藝術館為其舉辦的畫展，得到了當地政界、藝術界及歷史學會的高度評价。橘國家現代藝術館館長評論：“胡濤的這幅作品，我肯定它是一幅迷人的傳世之作”。另一幅《澳洲紳士》，是我采用以西畫筆法為主，溶入其中國傳統繪畫元素來創作的一幅作品，在澳大利亞紐修威國家藝術館獲大獎，我是此類畫中唯一獲獎的中國人。還有《微笑的戴安娜王妃》，也是以西畫筆法為主、融中國傳統繪畫元素來創作的，該作品被英國威廉王子收藏。陳建明：童玲您好！我有幸看過您在北京、深圳的几場比賽，手握球拍在桌前那樣沉靜自若，溫和而略有微微笑意您的對面，是嚴陣以待的對手常常被您打下陣來，好像您最魅力、最美麗的風采是隨著乒乓球而綻放而旋轉的。您認為您最幸福的是得到冠軍的榮耀還是希望做一個好妻子或是好女儿呢？童玲：九歲被教練發現，是偶然机會進了乒乓球世界的，能得世界冠軍除了好的教練和我本人的勤奮努力以外，當然還有命運的青睞，而我自小就是很戀家很孝順父母的，十來歲的女孩打好球有個好成績，完全出于讓我父母親高興高興的心理，后來進國家隊當然有為國爭光義不容辭的責任心。但是，如果讓我自己來選擇排位的話，我認為最幸福的還是當一個好妻子，好女儿。一個冠軍來自不易的，也很難同時魚和熊掌同時兼得。陳建明：王教授您好！您与童玲、胡濤是有著共同為中國文化交流、傳播三十年經歷的川人，試問，你們能否形成一种文化合力，對世界文化的交流和傳播中國文化會不會有更大的影響力？王岳川：我覺得這是良好的建議，但是實行起來有困難，我們可以嘗試一些方法和途徑。這是一個全球化的時代，從某种意義上來說全球化有以下几种力量。一是跨國公司的力量；二是精英小團体的力量；三是親友團的力量；四是孤獨的個人力量。我更看重的還是個人的力量。舉一個例子，北大學生能記住的校長肯定是蔡元培校長。原因就在于蔡元培先生的人格魅力。蔡元培先生不僅是校長，他還是清朝的進士，又去德國留學多年，既有國學功底，又有西學方法的學者。他在殿試時寫的蠅頭小楷的水平不會低于今天中國書協的任何一個會員。他還提出了一個美學原則“以美育代宗教”。更為重要的是他還堅持科學民主精神，他的校長辦公室永遠都是開著門的，師生隨時都可以進去，不怕騷扰暗殺，就是所謂的“仁者愛人”“君子不懼”。他正是達到了這樣几個硬指標和軟指標之后，自然就成為了人們心目中向往者。但是今天大學的行政力量過于強大，行政部門可以指令名教授去做事，但是領導的軟指標等卻是無法達到的，所以其他的校長大多就只能得到硬實力的文件，而得不到軟實力的精神人格崇拜。為什么我在全球七十億人的時候還特別強調個人的力量——孤獨的力量，我認為個人精神不敗最為重要。如果個人的精神都敗了就會一敗涂地。我舉書法來說，顏真卿的《祭侄文稿》，說老實話，圈圈點點，有人認為書法不夠好。但是你要知道，安史之亂的時候，歌舞升平的大唐在唐玄宗之后敗得一塌糊涂，整個中原可以說全部淪陷，只剩下華北平原的顏魯公還在。但是，他的侄儿頭被砍了，哥哥被叛軍活捉了，這時候他拿了一支筆含著血淚寫下了《祭侄文稿》，你想想他會有多悲痛！中國人就佩服這种硬漢精神。我認為今天的中國文化界藝術界，缺乏的就是這种人格魅力和堅定不移向前推進的硬漢精神。玄奘當年悄悄垂牆而逃出長安，歷盡艱險去西行取經，十七年后取經歸來，長安百姓傾城而出迎接他。有遠見的人就要看到十七年以后的盛況，如果看不到，就只能目光短淺地做當下眼前的事情。今人大都喜歡從眾，評委寫什么書法，就練什么書法去獲獎，個性沒有了，眼光沒有了，胸襟沒有了。我想，我在北大一天，就要堅守東方文化輸出，堅持文化書法回歸經典，堅定地走守正創新正大气象的中國文化与世界交流的“絲綢之路”，一息尚存，我必將繼續行走在中國文化世界化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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